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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揚州寶應縣是我的故鄉(xiāng)，是我終身魂縈夢牽的地方，加之我的專業(yè)是文物考古學，所以，許多年來，我一直關注著家鄉(xiāng)的文物工作。文物是祖先的創(chuàng)造，是文化的表征，是一個地區(qū)開發(fā)過程的見證者，是民族情感的認同物，其歷史、科學、藝術、文化等諸方面的價值早已得到世人的公認，所以世界各國都十分珍惜本民族的文化遺產。但歷史文物和今人之間畢竟有著巨大的時空差異，如果不能正確地理解它、釋讀它，我們就沒有辦法去給予理性的保護和利用，而要做到這一點，則需要專門的知識和方法，本書對寶應縣博物館收藏的一批文物諸如陶瓷、玉器、錢幣、石刻、銅器、漆器、化石以及文房用品等做了較為精細的介紹，意義非同小可。
綜覽本書，通過對文物內涵的發(fā)掘，揭示了寶應縣行政區(qū)劃的變遷及其與文化的關系。書中重點反映了漢射陽縣和唐、宋寶應縣兩處縣域中心的文物遺存，展示了它們在不同時期各自的文化創(chuàng)造和文化特色。書中所說“射陽九里一千墩”即漢代墓葬和該地出土的各式陶器、墓葬明器、畫像石、玉器、漆器、銅器等，無不反映出漢代“寶應縣”（古射陽縣）的物質文化水平，如陶倉、陶井、陶碓、陶磨等，向人們無聲地訴說著漢代寶應的建筑形象和農產品加工技術；陶尊、勺、匜、缸、罐、瓿、鼎、壺、碗等，是當時人們日常生活結構的投射；住宅、豬舍以及豬、牛、馬、羊、雞、狗等陶明器不僅是漢代寶應人民的藝術作品，更重要的是它們透視出當時縣境內家庭畜禽養(yǎng)殖業(yè)和小農經濟的發(fā)達。那些精制的玉璧、玉佩，那些刻有“孔子見老子”等歷史故事的畫像石，是禮儀文化和儒學傳統(tǒng)等民族精英文化在二千年前左右已浸染著寶應父老鄉(xiāng)親心靈的物證。如果將來能夠在考古家的手鏟下發(fā)掘到漢代射陽縣城，說不定古老的街道和城垣能更多地告訴我們漢代的寶應先民已是多么的富有才情和文化創(chuàng)造力。
書中有很大一部分篇幅重點介紹了今寶應縣城內發(fā)現(xiàn)的二處北宋墓群及墓中出土的一大批文物，這些文物極其生動地昭顯出宋代寶應人的生活風貌：那些出自山西耀州窯、河南臨汝窯、江西景德鎮(zhèn)窯，或者還有江西贛州窯、河北定窯的精美瓷器，來自浙江一帶的漆器，來自山東和安徽的墨、硯……。請看：男性注重文化，硯、墨、水注等文房用品歸他們所有：而女性則愛美，首飾、鏡、奩和脂粉盒等，屬她們的隨葬物，典型的“男才女貌”的城市市民家庭結構和生活追求。這就是一批北宋文物給我們描述的近千年前的寶應先人的生活場景。
如果我們將寶應文物與縣城發(fā)展史聯(lián)系起來考慮，就會發(fā)現(xiàn)寶應縣域中心真的是“運河文化”的結晶，漢射陽縣城是邗溝的北端重鎮(zhèn)，與廣陵（今揚州市）扼邗溝南北兩極；唐以后之寶應縣城則更是“運河文化”孕育的果實。元朝時期來自異國的馬可波羅在他的《行紀》中還這樣說“離淮安州后，東南向沿（運河）堤騎行一日，此堤用美石建筑，在蠻子地界入境之處，此堤兩岸皆水，故入其境只有此道可通。行此一日畢，則抵寶應美城……其貨幣為紙幣，恃商工為活，有絲甚繞，用織金錦絲絹，種類多而且美，凡生活必須植物，皆甚豐饒”（見《馬可波羅行紀》第二卷第一百四十章“寶應縣城”）。試想，如果沒有運河帶來的物流，宋元時代的寶應人就難以享受到來自天南地北的豐富產品和文化成果。從這個意義上說，交通地位決定了寶應縣城的命運，運河給寶應帶來了文化的多元和開放，促進了本地區(qū)經濟的發(fā)展和文明的昌盛。同時本書傳遞的有關文物的知識，也打開了一扇領略古代寶應文化和藝術的多向窗口。談器物造型、時代特征、工藝源流、藝術風神、綜合價值等，避免了單一和枯燥，講陶、講瓷、講玉、講石、講墨、講硯、講錢幣、講人物墓志等等，把科學性和知識性較好地結合在一起，提高了全書的可讀性。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精神，一個地區(qū)有一個地區(qū)的風格，但它們又都不是孤立的。昨天是今天的基石，今天是明天的先導，明天是今天的延伸，歷史文物及其所體現(xiàn)的文化創(chuàng)造正是維系不同時代和不同地區(qū)及不同人群的紐帶與橋梁，具有永久的生命和價值。寶應縣博物館收藏的這些珍貴文物，經過圖文并茂的藝術展示，使之能“跳”出博物館的圍墻和歷史的藩籬，來到我們中間，還會傳播到海內外閱讀本書的人們當中，相信會為寶應今天的文明建設發(fā)揮有益的作用，會引導人們?yōu)閯?chuàng)造更加美好的明天去加倍地學習與勞動。
是為序。
2007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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