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應喬家白酒由來略考——揚州酒文化
大約在3000多年前的商周時代，中國人創造了酒曲復式發酵法，開始大量釀制黃酒。到了約1000年前的宋代，中國人又發明了蒸餾法，從此，白酒成為中國人飲用的主要酒類。
漢許慎《說文解字》云：“古者少康初作箕帚、秫酒，少康、杜康也。”因此，杜康被看成是中國的酒祖。少康是中國古代傳說中的夏代國君，年代大約距今4000年，實際上早在9000年前，最古老的酒就已經在中國淮河上游的賈湖遺址出現。
寶應地處淮河以南，長江以北，古運河穿城而過，為南北交通要沖，土地肥沃，四季氣候宜人，早在唐代即為“望縣”。優越的地理環境和經濟的繁榮，促進了釀酒業的興起。據記載，唐宋時期寶應的釀酒業就已經頗為興盛，至明清時則更為發達，是江淮之間著名的“酒鄉”。明末清初，城鄉有大小糟坊數百家，其中又以寶應“喬家白”酒最為著名。
寶應喬家，世居“邑之柘溝（今屬寶應縣氾水鎮）”。明嘉靖年間，喬家傳人喬邦從有四個兒子，小兒子名喬份，喬份有兩個兒子，長子名喬可仕，次子名喬可聘。喬份為人孝友溫恭、儉約淳樸、行德鄉閭，邑人稱為寬仁長者。喬家世代務農，至喬份雖仍以布衣終身，但已成邑中大戶巨室。喬份“以耕鑿課長公（喬可仕），以詩書課中翰（喬可聘）”，功夫不負有心人，天啟二年（1622），喬可聘終于考中進士，從此，寶應喬家走上了仕宦之路，成為明清時代寶應的一大書香世家。
寶應喬家有文獻可考的釀酒歷史，最遲當不晚于明末清初。康熙十年（1671）三月，詩人陶澂寫過一首詩《疑庵以酒直鈔余詩感其意》，詩中有“君何耆我篋中詠，不惜玉缸初酦醅”句。疑庵即喬出塵，喬出塵是喬可仕子喬蔭的長子，喬出塵用售酒的錢為陶澂抄詩，說明當時喬家所釀的酒已經走向市場。同年，時任寶應知縣孫蕙幕賓的蒲松齡，元宵節后與孫同赴揚州有七絕二首，其中有“沽三白酒供清飲，攜岕山茶佐勝游”句，其所沽三白酒當即喬家酒，也可能當時尚無“喬家白”之名。從查慎行“故人貽我喬家白”一詩序中“舟過寶應喬無功以家釀見餉”的說法看，喬家釀酒的歷史則至少應當追溯到喬份，因為喬無功即喬崇烈是喬可聘三子喬萊的長子，和喬出塵并不是同一個祖父而是同一曾祖父，序中稱“喬家白”為喬崇烈家釀，按中國人習慣只有追溯到喬份才會有如此說法。“喬家白”酒名的出現最遲不晚于清康熙中期，清初書法名家汪楫《聞石林侍讀南歸奉懷二首》詩中說：“糟床自有喬家白，且向池邊試筆筒。”喬出塵自己也有詩云“風簾要署喬家白”，喬萊（號石林）南歸是康熙二十五年（1686）的年底，也就是說最遲在康熙二十五年，“喬家白”已經成為喬家白酒的品牌，并已具備了一定的知名度。康熙二十八年（1689），康熙帝二次南巡駐蹕寶應，召喬萊家伶班至行在演出并賜金喬家，則極大地提升了“喬家白”酒的品牌效應，寶應民間“喬家白”為皇家貢酒的說法即源于此。到了康熙后期，寶應“喬家白”酒的品牌已經深入人心，劉廷璣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刊刻的《在園雜志》中說：“若揚州古稱‘十千一斗金盤露’，而揚州不聞產酒，想謂屬邑高郵之五加皮、木瓜豨薟、泰州之秋露白、寶應之喬家白耳。”費軒《揚州夢香詞》稱：“廣陵酒美者曰‘通州雪酒’，‘海陵秋露白’、‘秦郵五加皮酒’及‘木瓜酒’，‘寶應喬家白’稱為最上品。”到了乾隆年間，李斗的《揚州畫舫錄》則記載：“土酒如通州雪酒、泰州沽、陳老沽、高郵木瓜、五加皮、寶應喬家白，皆為名品。”
寶應“喬家白”酒的釀造有續糟配料、蒸煮糊化、分層起糟、分層入窖、量質摘酒、原酒貯存、嘗評勾兌等多項工藝流程，是寶應傳統手工釀酒技藝的杰出代表，幾百年來為星羅棋布的寶應民間釀酒作坊廣泛采用。民國年間，寶應德和醬園沿襲“喬家白”傳統工藝，釀制出第二代產品“陳瓜酒”，獲巴拿馬萬國博覽會獎牌。2008年1月，寶應“喬家白”酒釀造工藝，被列入揚州市第一批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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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許慎《說文解字》云：“古者少康初作箕帚、秫酒，少康、杜康也。”因此，杜康被看成是中國的酒祖。少康是中國古代傳說中的夏代國君，年代大約距今4000年，實際上早在9000年前，最古老的酒就已經在中國淮河上游的賈湖遺址出現。
寶應地處淮河以南，長江以北，古運河穿城而過，為南北交通要沖，土地肥沃，四季氣候宜人，早在唐代即為“望縣”。優越的地理環境和經濟的繁榮，促進了釀酒業的興起。據記載，唐宋時期寶應的釀酒業就已經頗為興盛，至明清時則更為發達，是江淮之間著名的“酒鄉”。明末清初，城鄉有大小糟坊數百家，其中又以寶應“喬家白”酒最為著名。
寶應喬家，世居“邑之柘溝（今屬寶應縣氾水鎮）”。明嘉靖年間，喬家傳人喬邦從有四個兒子，小兒子名喬份，喬份有兩個兒子，長子名喬可仕，次子名喬可聘。喬份為人孝友溫恭、儉約淳樸、行德鄉閭，邑人稱為寬仁長者。喬家世代務農，至喬份雖仍以布衣終身，但已成邑中大戶巨室。喬份“以耕鑿課長公（喬可仕），以詩書課中翰（喬可聘）”，功夫不負有心人，天啟二年（1622），喬可聘終于考中進士，從此，寶應喬家走上了仕宦之路，成為明清時代寶應的一大書香世家。
寶應喬家有文獻可考的釀酒歷史，最遲當不晚于明末清初。康熙十年（1671）三月，詩人陶澂寫過一首詩《疑庵以酒直鈔余詩感其意》，詩中有“君何耆我篋中詠，不惜玉缸初酦醅”句。疑庵即喬出塵，喬出塵是喬可仕子喬蔭的長子，喬出塵用售酒的錢為陶澂抄詩，說明當時喬家所釀的酒已經走向市場。同年，時任寶應知縣孫蕙幕賓的蒲松齡，元宵節后與孫同赴揚州有七絕二首，其中有“沽三白酒供清飲，攜岕山茶佐勝游”句，其所沽三白酒當即喬家酒，也可能當時尚無“喬家白”之名。從查慎行“故人貽我喬家白”一詩序中“舟過寶應喬無功以家釀見餉”的說法看，喬家釀酒的歷史則至少應當追溯到喬份，因為喬無功即喬崇烈是喬可聘三子喬萊的長子，和喬出塵并不是同一個祖父而是同一曾祖父，序中稱“喬家白”為喬崇烈家釀，按中國人習慣只有追溯到喬份才會有如此說法。“喬家白”酒名的出現最遲不晚于清康熙中期，清初書法名家汪楫《聞石林侍讀南歸奉懷二首》詩中說：“糟床自有喬家白，且向池邊試筆筒。”喬出塵自己也有詩云“風簾要署喬家白”，喬萊（號石林）南歸是康熙二十五年（1686）的年底，也就是說最遲在康熙二十五年，“喬家白”已經成為喬家白酒的品牌，并已具備了一定的知名度。康熙二十八年（1689），康熙帝二次南巡駐蹕寶應，召喬萊家伶班至行在演出并賜金喬家，則極大地提升了“喬家白”酒的品牌效應，寶應民間“喬家白”為皇家貢酒的說法即源于此。到了康熙后期，寶應“喬家白”酒的品牌已經深入人心，劉廷璣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刊刻的《在園雜志》中說：“若揚州古稱‘十千一斗金盤露’，而揚州不聞產酒，想謂屬邑高郵之五加皮、木瓜豨薟、泰州之秋露白、寶應之喬家白耳。”費軒《揚州夢香詞》稱：“廣陵酒美者曰‘通州雪酒’，‘海陵秋露白’、‘秦郵五加皮酒’及‘木瓜酒’，‘寶應喬家白’稱為最上品。”到了乾隆年間，李斗的《揚州畫舫錄》則記載：“土酒如通州雪酒、泰州沽、陳老沽、高郵木瓜、五加皮、寶應喬家白，皆為名品。”
寶應“喬家白”酒的釀造有續糟配料、蒸煮糊化、分層起糟、分層入窖、量質摘酒、原酒貯存、嘗評勾兌等多項工藝流程，是寶應傳統手工釀酒技藝的杰出代表，幾百年來為星羅棋布的寶應民間釀酒作坊廣泛采用。民國年間，寶應德和醬園沿襲“喬家白”傳統工藝，釀制出第二代產品“陳瓜酒”，獲巴拿馬萬國博覽會獎牌。2008年1月，寶應“喬家白”酒釀造工藝，被列入揚州市第一批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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