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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初期，高郵流傳過周恩來總理的一段親情故事。據說，周恩來的堂弟娶了高郵人馬士杰的女兒為妻，周恩來的二伯母隨這位兒媳婦來高郵生活了好幾年。60多年過去了，當讀到周爾鎏的回憶錄《我的七爸周恩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6月版），筆者才知道這段故事是實有其事的。
周氏家族中，二房與七房關系最密切
1939年，周恩來曾回過祖籍浙江紹興，獲得周氏家族五世世系表，返回重慶后，交給堂弟周恩霔整理而成樵水公起近五世世系表。建國后，周恩來的三弟周恩壽據此略有修訂。
從這份世系表可以看出：第一世嘉慶年代的樵水公生有五子。長子逸帆公，名駿侯，無后。次子霞軒公，名駿昂。三子捷三公，名駿聯。四子云門公，名駿龍。五子效甫公，名厐龍。第二世“駿”字輩的五兄弟感情深厚，從未分過家。駿昂曾將自己的次子貽康過繼給長兄駿侯為后。后來霞軒公與云門公隨同漕運總督同赴江蘇淮安，并定居在淮安。五兄弟雖然紹興、淮安天各一方，但是親情從未阻斷，而且日久彌堅。第三世為“貽”字輩，大房貽豫、二房貽康、六房貽良為駿昂之子，四房貽賡、七房貽能、八房貽奎、十一房貽淦均為駿龍之子。由于貽淦無后，貽能將長子恩來過繼給貽淦為養子。貽賡無后，又由貽能的三子恩壽承繼。貽能先后出繼兩個兒子給兄弟，兄弟間的骨肉親情可見一斑。
據周爾鎏介紹，他的祖父周貽康，與周恩來的父親周貽能是嫡堂兄弟，分別屬家庭里的二房和七房。兩家不僅同時從紹興舉家前往淮安定居，而且同居一宅，位于淮安城中附馬巷七號。家人間關系親密，不分彼此。周貽康是清末舉人，曾在江蘇巡撫陳夔龍處擔任總文案，進入仕途后，曾任直隸州的定州知州和鹽法道臺；民國時期，曾出任江蘇省督軍李純的顧問兼秘書。那時，他有比較穩定的收入，曾提攜周恩來的父親周貽能在身邊工作；周恩來當年出國留學，也得到二伯父周貽康的資助。在革命年代，周貽康夫婦及兒子周恩霔在京津、寧滬等地的住所成為周恩來的掩護寓所，周恩來曾多次在遇到危急情況時，到他家避難。周貽能當時更是常住他家，成為周恩來的秘密交通員。周恩霔是“恩”字輩中最幼小的兄弟，比周恩來小10歲，“七爸因為常來我家，對我的父親言傳身教，愛護有加。后來，父親在七爸的影響下，也參加過革命工作。”
周恩來與周恩霔兩家關系密切，還可以從周恩來出國留學的表現看出來。1920年，周恩來自上海出發赴歐洲，“為了感謝我祖父母對他的關心幫助，七爸在沿途各港口停留時都寄回具有當地特色且有一定文史內容的小禮品，精致的金屬風景小禮匣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禮物。每一個風景匣里裝有八張經典風景照片，有埃菲爾鐵塔、巴黎圣母院、凱旋門、法國大劇院等”。1921年1月5日，周恩來抵達英國倫敦，初步辦妥愛丁堡大學入學手續后，隨即以家書向國內二伯父周貽康稟報一切，“洋洋灑灑千余言，充分顯示了他思想的周密細致，氣度的卓爾不群，為我生平所見致其父輩行文最長的一封信。”當周怡康于1921年在上海不幸病逝后，周恩來于1922年9月12日從巴黎寄一張明信片給周恩霔，“其用意還在于給失去親人的母子二人（指七爸的二伯母程儀貞及年方13歲的幼弟周恩霔）及時送去必不可少的親情和安慰，也以此表達對二伯父周貽康的追思與感恩。”
周恩來委托張振邦找到了兩個侄兒
周恩霔一生結過兩次婚：元配蔡慶榮，祖籍安徽，家境出身為職員。她是一位美麗淑靜的少女，會彈鋼琴，并以流利的英語與人通信，還曾取英文名HeIen。約于1927至1929在上海大同大學讀書時與周恩霔相識結婚，并育有一子，乳名愛寶，學名周爾鎏。愛寶是周恩來、鄧穎超夫婦不幸遭遇喪子之痛后最早見到的周家嬰兒，故而對他鐘愛有加。而愛寶1930年底出生不久，生母便離開了人世。繼配馬順宜，是高郵開明士紳馬士杰的女兒，她與周恩霔也是在上海結的婚，育有一子一女，即周爾鋆、周爾美。
1938年，中國抗日戰爭進入最艱難的時期，上海成了“孤島”。周貽能按照周恩來的事先安排，從上海前往武漢同他匯合。隨后，他們父子二人奔赴西南大后方。周貽能由貴陽青巖鎮輾轉到重慶，然后就居住在那里，直至不幸逝世。
周貽能抵達重慶后，周恩來于1938年底至1939年初先后來信，囑周恩霔立即隨周貽能之后趕赴西南后方，以便接受相關工作安排。1939年1月，周恩霔撤離上海，取道香港、越南等地直奔重慶，并由葉劍英協助安排到十八集團軍辦事處和國防部三廳，在郭沫若麾下工作。他所聯系的工作對象包括司法界、文藝界和歸國華僑，接觸面比較廣泛，主要從事文化宣傳和統戰工作。
“此后，我的祖母、繼母、弟弟、妹妹最終也離開了上海，前往蘇北高郵我的外祖父家中居住。留下我只身一人在南洋模范中學初中部住校讀書。”（這里要介紹一下，“我的祖母”即周恩來的二伯母，江都人，隨祖父在外游幕多年，與高官內眷往來甚多，行止得體，頗有大家風范。）七爸自七歲起，即同我的祖母相識，她一生非常喜愛七爸。七爸、七媽對待她也非常體貼照顧，且為她祝壽。到1944年秋，周爾鎏從上海南洋模范中學初中畢業回到高郵的繼母家，與數年前到達當地的祖母、繼母、弟弟、妹妹相聚。次年高郵解放。“當時我在高郵縣中念高一。”弟弟周爾鋆在高郵縣中念初中。學生在校園里常常看到國民黨的飛機在光天化日之下集群而至，多架飛機輪番進行低空掃射、轟炸。“我的同學夏家振就被炸死了，在這樣危險的情況下，學校處于停頓的狀態，我后來去了縣文化館協助工作了一段時間。”
讓作者周爾鎏難以釋懷的是，他的父親周恩霔與繼母馬順宜夫婦兩人長期不和，馬氏為人粗暴怪異，動輒對恩霔打罵不休，以致他不堪忍受凌辱而離家出走。他且因家產早為馬氏出賣殆盡，余款也為她占有，從而處境十分窮困，不得不向哥嫂告急求救。周恩來當時就按長期在白區工作的習慣，以鄧穎超的名義，“托友人之便，寄上法幣伍萬元，以應燃眉之急。”正像俗話說的，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我的繼母馬順宜對我不管不問，歧視有加，每天只知道賭博打牌。她正和我遠在他鄉的父親醞釀著離婚，而我當時對此毫不知情。冬天大雪深及膝蓋的時候，我還只穿一條單褲，上身的棉襖還是祖母用她自身的衣服為我改做的。我的手腳凍瘡遍布，一到春天皮膚就會潰爛，流膿出水，無比痛苦，又狼狽不堪，直至今日還留有疤痕。”
1946年四五月間，繼母因同父親感情破裂遷怒于周爾鎏并將他趕出家門。“當時我遵照祖母的囑咐和安排，孤身一人從江蘇高郵回到上海，尋找七爸。”周爾鎏離開相依為命的祖母后，只身一人流浪上海，孤苦無依以至有時衣不蔽體、食不果腹、居無定所，“所幸不久，當時素不相識的《文匯報》經理張振邦先生受七爸委托，幾經輾轉找到了我。張先生的外甥賈大勤（后曾任農業部辦公廳主任）正是我的同學，且張先生的大兒子是一名中共地下黨員。時至今日，我仍然不知道當年七爸是通過什么途徑才找到了如此妥當的聯絡人選，這也正說明了在七爸領導下我黨的地下工作是何等嚴密。張振邦先生把七爸在南京寫的信轉交給了我，信中主要內容是七爸要我去馬斯南路107號找陳家康先生（當時中共辦事處發言人之一）”
1946年7月的一天，在陳家康的安排下，周爾鎏帶著寄住在馬叔昂舅父家的弟弟周爾鋆一起，見到了自南京臨時來滬的周恩來、鄧穎超夫婦。
爾鎏、爾鋆兄弟倆在周恩來夫婦關懷下茁壯成長
1949年前3年，周爾鎏在上海的生活和學業都是由周恩來夫婦援助和安排的。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周爾鎏由國立高農畢業。當時，他的弟弟周爾鋆只有16歲，父親剛剛從解放區過來，在上海還沒有完全立足；舅舅是地主家庭出身，老家在蘇北高郵，解放后經濟來源少；加上父親和繼母離婚，所以父親和舅舅都來找他。因為周爾鋆繼續學習下去有困難，他們讓周爾鎏給弟弟尋找出路，讓他多多照顧弟弟。于是當年6月，周爾鎏帶著弟弟一同進入第二野戰軍的軍政大學學習。周爾鎏回憶說：“在隨后數十年時間里，七爸對我的指導、教誨持續甚久從未間斷。世人公認的周恩來是這個世界上最忙的人，而我是惟一一個他花費大量時間培養、教育的親屬子弟，他所賜予的精神力量指引了我人生的方向并成為我一生享用無窮的珍貴財富，而七爸更成為我一生中為人處世的導師與榜樣。為此，我飽嘗世態炎涼的坎坷成長歷程也充滿了無盡的感動與溫馨。
周爾鎏畢業于天津南開大學，曾任中國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駐英使館文化參贊、南開大學周恩來研究中心顧問、研究員，以及中聯部、文化部、對外文委司局級職務。改革開放以來，多有社會科學研究著作出版與文章發表，1980年主編出版《城鄉協調發展研究》（國家哲學社會科學“七五”計劃重點研究課題。）
周爾鋆是第八屆全國人大代表，曾任國防大學政治部主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功勛榮譽獎章獲得者、少將軍銜。兄弟倆都是高郵中學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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