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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說古城好風光，今日秦郵景更美。”高郵古“秦郵八景”給人以美的遐想和享受，也給今天發展旅游業留下了好的基礎。近年來，高郵市結合生態示范市建設和城市化建設，整合旅游資源，充分利用古城文化、郵驛文化、水鄉文化以及民族文化等方面的優勢，加大旅游開發的力度，做大做強旅游產業，打造城市新形象，創造旅游新品牌，陸續開發出了一批融古代文化和現代理念為一體的新景觀。東湖度假村、盂城驛、南門古大街、龍虬莊生態博物苑、鎮國寺景區、運河大橋和二橋、沿運休閑風光帶、汪曾祺文學館、秦觀故里亭、漁家樂生態旅游區、淥洋湖森林公園、董潭生態旅游區、城雕“郵驛之路”、菱塘鎮清真寺、蝶園市民廣場、高郵中學新校園、高郵大劇院、京滬高速龍奔服務區……讓秦郵古城煥發出了青春的魅力。
盂城驛：盂城驛開設于明洪武八年（公元1357年），位于高郵市南門大街館驛巷內，是我國目前保存最好、規模最大的古代驛站遺存。它的發現，為研究我國古代郵驛制度和郵驛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見證。盂城驛原規模宏大，有正廳五間，后廳五間，送禮房五間，庫房三間，廚房三間，廊房十四間，馬神廟一間，馬房二十間，前鼓樓三間，照壁牌樓一座。驛北為驛丞宅，驛旁為秦郵公館，堤上有迎賓客的皇華廳，東南有馬飲塘……1985年盂城驛在文物普查中被發現。1993年高郵市人民政府主持修繕，修復了驛站的主體建筑。和已修舊如舊的南門古街，組成了亮麗的明清民居建筑群。修復后的盂城驛現已辟為《郵驛博物館》，室內恢復了驛站當年的陳設。布置了《中國古代郵驛史展覽》，以翔實的史料、豐富的圖片、大量的郵驛文物，向游人展示了中華民族三千年的郵驛文明史。1996年盂城驛被國務院批準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0年該館入選百集電視專題片《中國博物館》，現為江蘇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文游臺：文游臺，始建于北宋太平興國年間（976年），原為東岳行宮，因蘇軾過高郵與本地先哲孫覺、秦觀、寓賢王鞏等會集于此，飲酒論文，故名文游臺。自宋以來，此處名勝一直吸引四方文人學士前來仿古拜賢。文游臺是筑在東山（亦稱泰山）頂端的高臺建筑，登高四望，東觀禾田，西覽湖天，水鄉自然景象盡收眼底。文游臺前為盍簪堂，四壁嵌有《秦郵帖》，乃清代嘉慶年間高郵知州師兆龍集蘇東坡、黃庭堅、米元章、秦少游、趙子昂、董其昌等名家書法，由著名金石家錢泳勒刻而成，它具有較高的藝術價值。文游古跡是秦郵八景之一，淮堧名勝之地，現為江蘇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鎮國寺塔：位于高郵城西南運河的河心島上，亦稱西塔，始建于唐代僖宗年間（874－888年）。該塔為七層方形樓閣式磚塔，塔高35.36米，頂端塔剎是一青銅鑄葫蘆，葫蘆表面刻有“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八字。雖歷經修葺，但仍基本上保留了唐代的建筑風格，被人們譽為“南方的大雁塔”。1956年大運河拓寬時，為保塔運河改道，留下了河心島上的古塔，如今島上已重新恢復鎮國寺供游人參觀、休閑。1982年被公布為江蘇省文物保護單位。
凈土寺塔俗稱東塔：位于高郵城區東南的蝶園歷史風貌區內。該塔始建于明神宗萬歷三十四年（1606年），系高郵知州衷時章所建。此塔為磚砌仿樓閣式，塔身七級，呈八角形，通高47.46米。塔以雄偉見長，挺拔而秀頎。1963年，高郵中學學生朱光榮等攀上塔頂，從中取出明代萬歷年間的大方廣佛華嚴經等四十余卷，后交南京博物院保存。該塔曾于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高郵第一次解放時，被戰爭炮火損壞東南一角，次年修復。2005年6月，為恢復古塔原有風貌，該塔大修。維修過程中排除抗戰遺留在塔體內的炮彈三枚，并發現建塔時的記事磚碑一方。2006年6月該塔被公布為江蘇省文物保護單位。
龍虬莊遺址：位于江蘇省高郵市龍虬鎮北首，是江淮東部地區新石器時代一處具有代表性的村落遺址，遺址平面近似方形，四面環水，總面積4萬多平方米，距今7000—5000年。該遺址發現于70年代，90年代曾先后進行過四次科學發掘，發掘面積1335平方米，清理墓葬402座，出土陶器、骨角器、玉石器等各類文化遺物2000余件，其中有生產工具、生活用具和原始藝術品，最為珍貴的是在遺址地層中出土了大量的炭化稻米和古文字陶片，它對研究稻作農業的起源和我國文字的產生均具有重要意義。遺址的發掘證實在距今7000－5000年之間，位于江淮東部地區的龍虬莊存在著一支文化面貌獨特、文化特征穩定、發展序列完整的原始文化——龍虬莊文化。它的發現有力地證明了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一樣都是中華民族古文化的搖籃。1993年該遺址的發掘被評為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2001年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4年5月龍虬莊遺址博物館建成并對外開放。
天山又名神居山：位于高郵市湖西天山鎮。1979年縣采石場在開采石料時，發現古墓葬。經過二年多考古發掘，先后發掘了一、二號漢墓。這兩座漢墓均有等級較高的楠木壘成的“黃腸題湊”，并出土金縷玉衣殘片。初步考證墓主人系西漢廣陵王劉胥夫婦同塋異穴合葬墓。兩座漢墓出土了大量文物，其中有玉器、銅器、漆器、陶器、木傭、車等器物。出土的隨葬品中的漆器、木雕制作非常精美，特別是漆塌、木履和成套的浴具為漢代考古少見。天山漢墓的出土為研究漢代葬制提供了新的考古資料。該墓1982年被公布為江蘇省文物保護單位。
高郵古城：系北宋開寶四年（971年）高郵軍知軍事高凝祐始筑，1972年該城基本拆除，唯保留東南122.7米一角。原高郵城周長一十里三百一十六步，高二丈五尺，面闊一丈五尺。1985年進行整修，1991年遭遇特大洪水侵襲，城墻坍塌，市政府撥款搶救維修。高郵城東南角上有明代天啟年間建造的奎樓一座。奎樓亦稱魁星閣，磚木結構，八面三級，樓閣建筑。1984年高郵縣人民政府撥款修繕，并按照清代畫樣，恢復第一層重檐回廊。城墻內外側有古柏一株，老干虬枝，形態古拙。城墻及奎樓2002年被江蘇省人民政府公布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北門當鋪：位于高郵城北門外人民路西側，開設于清代中期，占地面積3300多平方米，基本上呈五排五進，原有房屋80多間，其中有柜房3間、客房3間、首飾房24間、號房30余間、更房、生活用房20多間。是我國目前發現的保存較好、規模較大的古代典當鋪遺存。相傳該當鋪為清代大貪官和珅的私產，到民國初年愛國紳士馬士杰（曾任江蘇省民政司司長）是當時當鋪的最大股東，1927年當鋪遭到軍閥孫傳芳部下的搶劫，后歇業。解放后，當鋪主要建筑歸新巷搬運社和錨鏈社作為生產和生活用房，幾十年來當鋪房屋總體布局和框架結構未作大的變動，特別是處于當鋪中心位置的存箱樓、東部的客房、號房保存基本完整。存箱樓（首飾房）是位于當鋪中心位置的二層回字形的樓房，俗稱走馬樓，不僅保存完整且結構特殊。此樓平面近似方形，建筑面積500多平方米。外看像一座方形城堡，房屋四周是高大的風火墻，東西留有寬大的巷道和兩邊房屋隔開，整個樓房給人以森嚴神秘之感。客房梁架上的鏤空浮雕精致典雅，有象征祥瑞的鯉魚蓮花等紋飾，為清代乾嘉時期的建筑風格。當鋪內尚存更樓遺跡和防火的用小口水井多口，這些都為當鋪的修復提供了依據。高郵當鋪的發現，為研究清代江蘇地區的典當制度及民居建筑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見證，2001年該當鋪被公布為江蘇省文物保護單位，2006年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菱塘清真寺：位于我省唯一的回族鄉菱塘鎮北部的清真村，是傳教士薛琦于清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所建。該寺占地面積3500多平方米，呈前后三進。內設前殿、大殿、窯殿、水房、教長室和殯具室。其中窯殿為四方亭閣，飛翼重檐，具有濃郁的民族風格。該寺已成為穆斯林活動的中心，歷年來，該寺除了正常進行禮拜外，每逢伊斯蘭教的古爾邦節、開齋節、圣忌節等重大節日，都有江蘇、安徽鄰近五個縣市的數千名穆斯林來此參加宗教活動。2006年，該寺被公布為江蘇省文物保護單位。
高郵王氏紀念館：坐落在高郵市區西南部一條叫西后街的老街中段，館門坐西朝東，占地約一千多平米。王家三代朝廷為官，家大業大，名聞遐邇，其故居早先規模較大，屋宇連綿近百間，后因歲月滄桑，后裔外遷，戰亂頻發等，有的房屋毀壞倒塌，有的移作尋常百姓人家，有的則改建成了工廠的車間。改革開放不久的1983年，當地黨委政府為紀念垂名史冊的清代音韻、訓詁學大師王念孫、王引之父子，激勵故里鄉親與莘莘學子緬懷先賢、勤勉好學、奮發有為，遷走工廠的部分車間和入住其中的居民，修復了東廂屋三間，北書房三間，古井一口，修建門廳三間和部分故居院墻，建立高郵王氏紀念館，并對外開放。1994年又修建正廳五間、廂房六間，重樹“獨旗一桿”，塑王氏父子像一座。清磚黛瓦的清式建筑造型古樸，幾竿翠竹扶蘇，幾簇梅花相依，使故居庭院的環境顯得格外幽靜雅致。 沿著兩側頗具清末民居風格的西后街由北而南，來到高郵王氏紀念館跟前，府第式的門廳外掛著當代著名書法家啟功先生手書的“高郵王氏紀念館”的館牌。凸起的白大理石門當與高高的門檻將你引入紀念館，門廳上方懸掛著“古訓是式”的金字黑底的匾額，造型古樸的照壁上刻有“戩谷”（善、吉祥意）的磚雕。轉身向北，透過灰磚鏤空的圓門，跳入眼簾的是一方小院。在幾竿依墻直立的翠竹掩映中的王念孫、王引之，古銅色塑像分外引入注目。端坐石凳之上的王念孫長衫過膝，雙目平視，神清氣定，左手扶一竿木手杖，右手握著一冊翻開的書；站立右側身后的王引之，兩手垂放，雙目微閉，似有所思。塑像西南的墻腳，是一口王家曾經使用過的古井，白而光滑的石井欄上似乎還能看出當年提繩打水留下的依稀痕跡，俯視井口，井水依然清冽。塑像稍東有一側門，門內又是一方不大的庭院，庭院內有冬青、桂樹，還有一株枝繁葉茂的石榴樹，開滿了朵朵殷紅的小花，恍若星空璀璨。與庭院平行并列的是坐北朝南的三間北廂房，房內陳列著《王氏故居》、《高郵王氏學》的展覽及許多經學后人的書畫作品。相傳這里曾是王氏父子潛心讀書的地方。   回身到灰磚鏤空的圓門北側向西，是一溜帶有斗拱廊沿的五間正廳。據介紹，正廳擬再現王家藏書堂的原貌，眼下只是擺放著一些舊式桌椅，供游人休憩、景仰。正廳上方懸掛著書法家沙孟海先生題寫的“一代宗師”的匾額，下方正北后墻上掛著已故當代著名畫家程十發先生精心繪制的王氏父子畫像。畫像中的王氏父子一位年屆古稀，一位年過半百，雖然均已成為學富五斗的經學大師，但都精神矍鑠，身材瘦削，清式的衣袍顯得闊闊大大。正廳中間門外兩側的立柱上掛有李一氓題寫的“父子一門乾嘉絕學，宋明以外訓詁大成”的楹聯。正廳前的庭院內有東廂房三間，西廂房三間。東廂房門前立柱上掛有已故北大著名教授周祖謨題寫的楹聯“世代研經明古訓，山川鍾秀育賢人”，西廂房門前立柱上掛有高郵籍著名作家汪曾祺題寫的楹聯“一代宗師千秋絕學，二王余韻百里書聲”，寄托了他對家鄉崇文重教、后繼有人的殷切希望。兩側的廂房內均為展覽室，陳列著王氏父子各種版本的著作及近現代學者專家對王氏父子訓詁學研究評析的文章專著，葉圣陶、王力、廖井丹、顧廷龍等已故專家學者、書畫家均有手跡陳列其中。東西廂房南側是三間不大的前廳，陳列有王氏父子的生平傳略、軼聞故事，“王念孫參倒和坤”的前前后后，“王府獨旗桿”故事的來龍去脈，伴隨著悠長、遠去的歲月分外令人關注、令人遐想。 出前廳又是一方狹長的院落，錯落有致的花草古木，簇擁灰磚鋪成的甬道，一直延伸到照壁南側的鏤空圓門。
高郵王氏父子簡介 
      王念孫（1744—1832），字懷祖，學界習稱其號石月瞿先生。乾隆乙酉年欽賜舉人，乙未年中進士。曾任工部主事、山東運河道、直隸永定河道等職。其父王安國官至禮部、吏部尚書，著有《王文肅公遺文》一卷，《補遺》一卷。據史料記載，王念孫自幼聰穎好學，五六歲時即能誦讀《尚書》，知解其義，有神童之稱。后拜訓詁學家戴震為師。他精通音韻學、文字學、訓詁學、校勘學，著述既豐而嚴謹，有《廣雅疏證》二十卷和《讀書雜志》八十三卷，為世人所重，譽為“經學大師”。 
王引之（1766—1834），字伯申，號曼卿，王念孫長子。乾隆乙卯年順天鄉試科舉人，嘉慶己未年科一甲三名（即探花）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官至工部尚書。王引之幼承家學，精研音韻、文字、訓詁諸學，深得其父精粹，并拓展其父學術領域、推而廣之，著有《經義述聞》三十二卷、《經傳釋詞》十卷。在訓詁學界，與其父并稱“二王”。《經學歷史》作者皮錫瑞曾有“經學訓詁，以高郵王氏念孫、引之父子為最精”一說；同時代的阮元也稱王氏父子是“一家之學，海內無匹”。
      汪曾祺（1920年03月05日——1997年05月16日),江蘇高郵人，現代作家、散文家、文體家，劇作家。早年畢業于西南聯大，歷任中學教師、北京市文聯干部、《北京文藝》編輯、北京京劇院編輯。在短篇小說創作上頗有成就。著有小說集《邂逅集》，小說《受戒》《大淖記事》，散文集《蒲橋集》，大部分作品，收錄在《汪曾祺全集》中。被譽為“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中國最后一個純粹的文人，中國最后一個士大夫。”
      汪曾祺小時候受過正規的傳統教育。1939年考入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1940年開始寫小說，受到當時為中文系教授的沈從文的指導。1943年畢業后在昆明、上海執教于中學，出版了小說集《邂逅集》。1948年到北平，任職歷史博物館，不久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四野南下工作團，行至武漢被留下接管文教單位，1950年調回北京，在文藝團體、文藝刊物工作。1956年發表京劇劇本《范進中舉》。1958年被劃成右派，下放張家口的農業研究所。1962年調北京市京劇團任編劇。1963年出版兒童小說集《羊舍的夜晚》。“文革”中參與樣板戲《沙家浜》的定稿。1979年重新開始創作。80年代以后寫了許多描寫民國時代風俗人情的小說，受到很高的贊譽。出版了小說集《晚飯花集》、《汪曾祺短篇小說選》，論文集《晚翠文談》等。所作《大淖記事》獲1981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比較有影響的作品還有《受戒》、《異秉》等。所作小說多寫童年、故鄉，寫記憶里的人和事，在渾樸自然。清淡委婉中表現和諧的意趣。他力求淡泊，脫離外界的喧嘩和干擾，精心營構自己的藝術世界。自覺吸收傳統文化，具有濃郁的鄉土氣息，顯示出沈從文的師承。在小說散文化方面，開風氣之先。 
      汪曾祺同別人不一樣之處，在于他接受過西南聯大正規的高等教育，當屬科班出身。他雖也喜歡做學問，但同那些大學者不同的是，他多半陶醉于辭章考辨之類的“小學”，做的是闡幽發微的工作。他喜愛《世說新語》和宋人筆記，繼承明清散文傳統和五四散文傳統，傾心晚明小品集大成者張岱的文章，同晚明公安派“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文學主張也息息相通。中國傳統文化修養深厚、從事過京劇編劇的汪曾祺，深諳“絢爛之極歸于平淡”的東方古訓和布萊希特標榜的“間離效果”的西方現代理論，加上個人身世浮沉的滄桑之感，促使他不去追求反映時代精神的最強音，而是以含蓄、空靈、淡遠的風格，去努力建構作品的深厚的文化意蘊和永恒美學價值。他長于江南，定居于京城。翻閱他的作品，不乏風和日麗、小橋流水的江南秀色和小四合院、小胡同的京城一景，極少見到雷霆怒吼、闊大無比的壯觀場景。汪曾祺憑著對事物的獨到穎悟和審美發現，從小的視角楔入，寫凡人小事，記鄉情民俗，談花鳥蟲魚，考辭章典故，即興偶感，娓娓道來，于不經心、不刻意中設傳神妙筆，成就了當代小品文的經典和高峰。
     汪曾祺博學多識，情趣廣泛，愛好書畫，樂談醫道，對戲劇與民間文藝也有深入鉆研。他一生所經歷的轟轟烈烈的大事可謂多矣，例如啟蒙救亡、奪取政權、反右斗爭、“文革”、改革開放等等。但他深感現代社會生活的喧囂和緊張，使讀者形成了向往寧靜、閑適、恬淡的心理定勢，追求心靈的愉悅、凈化和升華。人們都有這樣的體驗：狂瀉喧騰的大瀑布之美固然可敬可畏，然而置身清麗澄明的小溪邊，觀魚游蝦戲，聽流水潺潺，不是讓人忘掉精神疲憊而頓感其樂融融嗎？汪曾祺把自己的散文定位于寫凡人小事的小品，正是適應了中國讀者文化心態和期待視野的調整。
      當今社會，由于復制技術造成的那種虛擬幻化的“大文化”、“大話語”、“大敘事”，因為它們的虛幻和刻板，已經不再具備可體驗的審美特征。真正具有可體驗的美的特征的，恰好是真實的個體生存中的無時無刻不在的“小文化”“小話語”“小敘事”。汪曾祺在中國當代文壇上的貢獻，就在于他對“大文化”“大話語”“大敘事”的解構，在于他對個體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的昭示和呼喚，在于他幫助人們發現了就在自己身邊的“凡人小事”之美。美在身邊，美在本分。汪曾祺散文的精神氣質和藝術神韻之所以能對讀者產生強大的魅力，就在于他對“凡人小事”的審視，能做到自小其“小”，以小見大，而不是自大其“小”，以小媚“大”。必須指出，汪曾祺寫“凡人小事”的小品文深蘊著他獨特的人生體驗，但其效用并不只是自娛一己的性情，他強調自己的作品還應于世道人心有補，于社會人生有益，決不是要把個人與社會隔離開來，對立起來。他的作品間或也流露出道家主張的隨緣自適、自足自保的悠然任化的意趣，但斷然有別于魏晉文人的清談和頹廢，在本質上他對人生的理解和描繪是樂觀向上的，相信“人類是有希望的，中國是會好起來的”。現代藝術，太多的夸飾，太多的刺激，太多的借助聲光電氣。汪曾祺則是要從內容到形式上建立一種原汁原味的“本色藝術”或“綠色藝術”，創造真境界，傳達真感情，引領人們到達精神世界的凈土。現代人的生活節奏越來越快，身邊的“凡人小事”還沒來得及完全呈現自己的意義就被拋到記憶的背后。由此看來，人們除了被“忙”包裹、擠壓之外，似乎根本體驗不到人生還有什么其他樂趣。汪曾祺的散文在向人們發出這樣的吁請：慢點走，欣賞你自己啊!
宋城墻：高郵城始建于宋開寶四年（971）。紹興初年，名將韓世忠在高郵抗金，又加以營繕。淳熙十二年（1185）郡守范嗣蠡建城樓于四門之上，東為武寧門，樓曰撼海樓；南為望云門，樓曰藩江樓；西為建義門，樓曰通泗樓；北為制勝門，樓曰屏淮樓。至今南門城樓上的“望云門”石刻猶存。開設南北兩座水關，引運河水在城內小河里涓涓流淌。南宋開禧年間開挖了護城河，明代增添了望樓和牙形城堞。清乾隆九年（1774）知州許松潔修城，更四門城樓名，東為挹春樓，南為朝陽樓，西為寧波樓，北為迎恩樓。道光二十三年（1843），知州左輝春再次修城。據記載，高郵古城周長為十里三百一十六步，高二丈五尺，面闊一丈五尺，十分壯觀。元代著名詩人薩都剌路過高郵，登臨城樓，寫下一首《高郵城曉望》： 
城上高樓城下湖，城頭畫角曉嗚嗚。 
望中燈火明還滅，天際星河淡欲無。 
隔水人家種楊柳，帶霜鳧雁起菰蒲。 
短衣匹馬非吾事，擬向煙波覓釣徒。 
      這是詩人給我們留下的高郵城樓的形象，可惜的是至1958年，高郵古城墻大部分拆除，只保留東南角一段，長122.7米。雖經歷1991年特大洪澇，暴雨沖刷，因搶救及時得當，使宋城墻依舊巍然壯觀。
奎星閣：奎星閣位于高郵城東南角，奎星本是中國天文學中二十八宿之一，稱為“奎宿”，被尊為主宰文章興衰的神。因為傳說中的“奎”的形象頭部像鬼，一腳向后翹起，一手捧斗，一手執筆，合起來如一“魁”，所以奎星又俗稱魁星。高郵歷代文人輩出，明天啟三年（1623），高郵市民王自學、孫傳祥、張承烈募捐，建成奎星閣，表達了高郵人希望奎星普照、奎星永駐的愿望。奎星閣建于城墻之上，為磚木結構樓閣式，三級八面，高20米。第一層北面開門，二、三層四面有門。每層閣樓頂板上均有彩繪，或龍或鳳或蝙蝠，寓意吉祥幸福。登樓四望，視野開闊，高郵美景盡收眼底。登樓觀景，成為古代高郵文人的一大雅好。奎星閣四周遍植名木，其中一棵古松至今已有500多年歷史，老干虬枝，蒼勁挺拔。高郵民間流傳魏源在奎星閣放樹勸學的故事，頗耐人尋味。奎星閣下有一棵大槐樹，枝葉繁茂，亭亭如蓋。一些讀書人幾乎每天都在樹下聚會，飲酒嬉戲。一天夜間，魏源突然派人將大槐樹放倒。這批讀書人群情激憤，一起找魏源理論。魏源語重心長地對他們說：“高郵近年科第斷絕，你們讀書人怎么能安之若素呢？我放樹的目的，就是希望你們刻苦讀書，發憤進取啊！”一席話激發了青年人讀書上進的熱情，在當年的鄉試中，高郵的文武考生有八九人考中。此后，高郵又出現了科甲登第者不斷的喜人景象。
王永吉和蝶園：古城高郵的東南隅有一座范圍不小的私人花園，有一個雅致的名字“蝶園”。蝶園面積約25.6公頃，建筑精美，蔚為壯觀。原有的主建筑為聚星堂，斗拱的門廳，高大的廳堂，別致的花墻，在奎星閣的映襯下更顯得古樸壯觀。圍墻外古木參天，垂柳依依，竹籬茅舍，小橋流水。還有一汪荷池，春夏間，荷葉隨風起舞，荷花亭亭玉立，煞是迷人。據說園內還有會文館、紫竹園、月明園、松竹山莊等景點。《高郵縣志》收錄了一副由王安國題寫的蝶園聯： 假山真鹿臥， 死水活魚游。從中也可看出蝶園昔日的風致。蝶園主人叫王永吉，字修之，一字六謙，號鐵山，高郵人。少時聰明好學，善于思考。明天啟甲子年（1623）中舉，第二年中進士，后任知縣，一直做到薊遼總督。到了清代，他做過大理寺卿、工部侍郎、戶部侍郎、兵部尚書，直至國史院大學士。清王朝定都北京后，王永吉攜其摯友——四川人陸永一起回到高郵，曾相約誓不出仕清朝。王永吉在奎星閣下興建了蝶園，與友人終日飲酒、賦詩、對弈，十分瀟灑自如。據說順治皇帝曾派人到高郵，意欲請其出山。王永吉聽到風聲后，與陸永一起來到60里外的界首鎮，藏在東岳觀中。對于出山與否王永吉內心十分矛盾，就在觀中求簽，得一上上簽，簽題是“伊尹受聘”下面有四句詩： 
求廉如德久揚聲，丹詔來催上帝京。 
今日白衣明日相，文章何必用心爭。 
      于是王永吉就進京出仕了。清王朝對其委以重任，他也希望能有所作為。但由于王永吉曾參與南明政權的抗清，清皇叔多爾袞一直耿耿于懷，他仕途并不順利。在任工部右侍郎時上書請辭，被多爾袞指責“博虛名”，下令革職，永不錄用。王永吉回到家鄉，在蝶園和陸永等人繼續著悠哉悠哉的生活。對于王永吉的此次出山，其好友陸永是很為不滿的。民間流傳這么一個故事：一日時交谷雨，王永吉與陸永在園內對弈。王永吉棋下得順手，隨口說出一聯：“志在一匡，今日幾乎忘谷雨。”陸永稍加思索，從容說出下聯：“恩榮兩代，當年何不辨清明。”令王永吉無言以對。王永吉其后曾幾經升遷革降。特別是在順治十二年二月，被授予國史院大學士，后加太子太保，并以大學士管吏部尚書事。順治曾在南苑接見他，并親手脫所服冠帽賞賜于他。順治十六年春王永吉去世，被追封為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按一品例祭葬、立碑。
蝶園市民廣場：2002年國慶節前夜,高郵市蝶園市民廣場落成剪彩。廣場上華燈齊放，人山人海，一派沸騰的節日氣氛。市民們為擁有了一個屬于自己的廣場、一個風格獨特的市民廣場而贊不絕口，奔走相告。 
      蝶園市民廣場占地10.5萬平方米，由同濟大學設計。廣場設計最大的特色在于容鑄古今，把高郵悠久的歷史文化、名勝古跡與現代廣場和造園理念融合。廣場在蝶園舊址上興建，沿用“蝶園”故名，顯得十分雅致貼切。廣場東南兩面，護城河流水潺潺，宋城墻氣勢巍巍，奎星閣高高聳立，古樹名木蓊蓊郁郁。在更遠的大背景上，凈土寺塔直刺蒼穹。置身其間，讓人產生強烈的有中國特色滄桑感和縱深感，空間上的立體感和層次感，讓人感嘆設計者的匠心獨運和妙手偶得。 
      廣場設計遵循“以人為本、以水為源、以綠為美”的原則，注重高郵水鄉的地域特色。在整體布局上采用“一軸二面三點”，即“景觀主軸線，蝶池小面、蝶園主廣場，入口商業休閑廣場、親水廣場、宋城墻奎星閣古跡”為主體，水上平臺和引橋流水融為一體，使人感受到水鄉特有的水性的滋潤。廣場綠化設計充分體現“花香蝶自來”的意境，種植花草樹木近40個品種，其中有櫸樹、香樟、桂花、梅花、天堂草等，錯落有致。駐足看廣場綠草如茵，彩蝶飛舞，彩色噴泉千姿百態，徐行聽流水淙淙，舞曲翩翩，綠樹叢中鳥啼鶯囀，讓人心曠神怡。夜晚的蝶園廣場，更是一個燈光流動、噴泉搖曳的世界，一個游人如織、賞心局悅目的世界。蝶園市民廣場無愧為現代高郵人的一張城市名片。 信息整理：m.scedyrmrs.cn